种子是农业“芯片”，事关国人饭碗端得稳不稳。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如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国际领先，小麦单产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320.6公斤/公顷。
在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眼中，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育种体系尚不完善，满足产业发展现实需求的重大突破新品种不多。解决种业“卡脖子”风险，应注重产学研结合，防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切实保障种业政策和行动计划落到实处。
育种科技助力粮食安全
新京报：我国农作物育种的难题、短板、优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录祥：蔬菜、糖类、菌类等种质需要破难题。一些高端蔬菜如西兰花等基本需要引进国外种子，糖料的自给率低需大量进口，白色金针菇等工厂化生产的菌菇也基本使用的是国外菌种。
大豆、玉米、油料、马铃薯等种质需补短板。我国大豆种源自给率为100%，玉米达到90%以上，但在单产能力方面，我国大豆、玉米只有国外发达国家的60%左右，需要进一步加强。2020年，中国大豆单产是每亩132公斤，美国为每亩225公斤。
处在强优势地位是小麦、水稻。2021年，中国小麦总产量为13694万吨，位列全球第一；单位面积产量为5810.6公斤/公顷，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320.6公斤/公顷，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明显领先优势。
整体来说，十三五以来，在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及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等政策和计划推动下，不管是口粮作物水稻、小麦，还是蔬菜方面的育种技术，我国种业都有显著进步，一些蔬菜品种如花椰菜等已经可以和国外相媲美。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粮食产能之所以能够呈现阶梯式增长，得益于育种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全方位支撑。
新京报：在种业“卡脖子”问题上，我国为什么长久以来难以突破？
刘录祥：温饱是过去几十年里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我国会大量引进国外种子或粮食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这一时期，国内对育种技术的基础研究较少。随着国内经济提升，温饱问题解决后，下一步的着力点放在了“吃好”及粮食安全方面，这就涉及育种科技。随着国家进一步战略部署和产业健康发展，种业“卡脖子”问题终将会解决。
新京报：我国农作物育种体系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录祥：我国育种体系在过去20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产生了绿色超级稻、节水抗旱小麦等一系列重大标志性成果，但在主要农作物上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模仿育种，同质化品种较大。国外优势种业企业的农作物品种测试一般在上百个种植点进行，而国内企业开展联合育种时间不长，品种测试的规模和品种研究的持续性还有欠缺。培育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这就需要稳定的机制、稳定的团队、稳定的经费支持，还要科研院所和企业长期坚持联合育种。对于种业下游青年人才成长中依然存在的唯论文、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将严重制约我国现代育种体系的构建。
防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新京报：对于我国未来种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刘录祥：首先，应深度探索将产学研有效结合的机制。研究院所、大学有种业资源和人才，具有种业公益性基础支撑作用。种业企业在种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市场开发方面有优势，具有市场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机制，整合利用好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其次，要切实保障出台的政策和行动计划真正落实。我们的种业振兴方案顶层设计已经定格，技术路线、分步走方案都非常明确，重点是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紧抓落实。第三，建议重视海外粮食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国内的种业研究成果要“走出去”，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本国的育种科技自主发展体系，以此推动世界范围的粮食安全。
新京报：科技在种业振兴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录祥：种业振兴根本靠科技，提升育种科技的关键是人才，尤其是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经验和视野的专业化种业人才。
种子是农业“芯片”，事关国人饭碗端得稳不稳。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如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国际领先，小麦单产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320.6公斤/公顷。
在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眼中，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育种体系尚不完善，满足产业发展现实需求的重大突破新品种不多。解决种业“卡脖子”风险，应注重产学研结合，防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切实保障种业政策和行动计划落到实处。
育种科技助力粮食安全
新京报：我国农作物育种的难题、短板、优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录祥：蔬菜、糖类、菌类等种质需要破难题。一些高端蔬菜如西兰花等基本需要引进国外种子，糖料的自给率低需大量进口，白色金针菇等工厂化生产的菌菇也基本使用的是国外菌种。
大豆、玉米、油料、马铃薯等种质需补短板。我国大豆种源自给率为100%，玉米达到90%以上，但在单产能力方面，我国大豆、玉米只有国外发达国家的60%左右，需要进一步加强。2020年，中国大豆单产是每亩132公斤，美国为每亩225公斤。
处在强优势地位是小麦、水稻。2021年，中国小麦总产量为13694万吨，位列全球第一；单位面积产量为5810.6公斤/公顷，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320.6公斤/公顷，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明显领先优势。
整体来说，十三五以来，在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及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等政策和计划推动下，不管是口粮作物水稻、小麦，还是蔬菜方面的育种技术，我国种业都有显著进步，一些蔬菜品种如花椰菜等已经可以和国外相媲美。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粮食产能之所以能够呈现阶梯式增长，得益于育种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全方位支撑。
新京报：在种业“卡脖子”问题上，我国为什么长久以来难以突破？
刘录祥：温饱是过去几十年里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我国会大量引进国外种子或粮食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这一时期，国内对育种技术的基础研究较少。随着国内经济提升，温饱问题解决后，下一步的着力点放在了“吃好”及粮食安全方面，这就涉及育种科技。随着国家进一步战略部署和产业健康发展，种业“卡脖子”问题终将会解决。
新京报：我国农作物育种体系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录祥：我国育种体系在过去20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产生了绿色超级稻、节水抗旱小麦等一系列重大标志性成果，但在主要农作物上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模仿育种，同质化品种较大。国外优势种业企业的农作物品种测试一般在上百个种植点进行，而国内企业开展联合育种时间不长，品种测试的规模和品种研究的持续性还有欠缺。培育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这就需要稳定的机制、稳定的团队、稳定的经费支持，还要科研院所和企业长期坚持联合育种。对于种业下游青年人才成长中依然存在的唯论文、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将严重制约我国现代育种体系的构建。
防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新京报：对于我国未来种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刘录祥：首先，应深度探索将产学研有效结合的机制。研究院所、大学有种业资源和人才，具有种业公益性基础支撑作用。种业企业在种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市场开发方面有优势，具有市场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机制，整合利用好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其次，要切实保障出台的政策和行动计划真正落实。我们的种业振兴方案顶层设计已经定格，技术路线、分步走方案都非常明确，重点是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紧抓落实。第三，建议重视海外粮食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国内的种业研究成果要“走出去”，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本国的育种科技自主发展体系，以此推动世界范围的粮食安全。
新京报：科技在种业振兴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录祥：种业振兴根本靠科技，提升育种科技的关键是人才，尤其是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经验和视野的专业化种业人才。